巴雷特上任后的最高法院将如何应对未来大选中可能出现的诸多争议话题，将是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同时，未来美国最高法院将面临的重大案件还涉及平价医疗法案、特朗普政府签署的移民计划等重大议题。

“直到大约30年至40年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都很少引起轰动，因为参议院所要做的主要是评估候选人是否称职，并是否有足够的经验在法庭上任职。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意味着总统提出的大法官候选人经常受到与总统所属不同的政党的挑战。而人们的担忧主要在于，美国的司法是否会朝着参议院多数派政党所持立场的方向发展。” 美国保守派智库公共司法中心创始人詹姆士·斯基兰说。

斯基兰强调，当最高法院裁定某些重大议题时，他们所能做的首先是审查在历史上已经判决的相类似的案件。很多时候，谨慎的法官不希望以超出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对案件作出裁决。例如，即使是持反堕胎立场的法官，可能的做法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他们面前案件的某些合宪性，而不是试图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对堕胎权的里程碑案件）。同时，假使法院的裁决后果意味着推翻大量既定的社会模式和体制，通常情况下最高法院将在下级法院的裁决中寻找“某种补救办法”，给予社会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会带来立即的改变。（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