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从1978年至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提升至27.8万亿元，贸易规模扩大782倍，且年均增速达18.6%，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变化，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据较大比重作为出口主力产品的同时，附加值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我国具有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理论上应该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好与实际的出口贸易结构相反。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支持，追求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而偏离自身要素禀赋的行为，可能对能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不利。由此，自然就产生一个疑问：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是否会降低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是在Hausmann等对其进行定义之后开始的，随之，学者们开始研究如何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以Hausmann和Rodrick为代表的基于一国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法，该方法是在RCA指数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用于测度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杨汝岱和姚洋在Hausmann的基础上对贸易商品技术含量和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剔除了本国的影响。赵红和彭馨利用此方法在对我国产品、国家和区域三个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后发现，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明显，但其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和“Rodrick悖论”现象也不容忽视；另外一种是Schott基于相似度测算的方法，陈晓华和刘慧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提出了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新方法，并结合我国各省份出口商品HS编码数据，计算出我国31个省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第一种方法实际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在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时的权重，导致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本文选用第二种方法，借鉴陈晓华和刘慧的处理，测算中国各省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针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多侧重于分析金融、环境和能源等外在政策因素对其影响机制，而很少有学者从出口贸易和供给侧技术复杂度升级的视角对绿色经济效率展开系统研究，反映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本文采用2007-2016年我国30个省份（个别省份没有数据）的面板数据，通过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首次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并且分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研究了这种机制，为中国实现绿色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分析表明，从时间层面来看，在2007-2016年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波动起伏较小，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区域划分的角度看，这10年间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绿色经济效率在0.765上下波动，明显高于同期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平均绿色经济效率为0.379，西部地区维持在0.326，均远低于全国水平0.501。

从计算得到的2007-2016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发现，在样本研究期间内，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全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和中部地区不相上下；并且，出口技术复杂度在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07-2009年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迅速，发展较快；2009-2013年出口技术复杂度波动式下降，变化幅度较大；2013-2016年，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综合来看，绿色经济效率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时间轴上的高低值虽不存在显著的时间错位，但变化趋势并不非常一致，不能排除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

通过数据直观观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一方面，从2007-2016年全国各省市区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经济效率的均值来看，北京的绿色经济效率最高，然后依次是广东、上海、海南、江苏和天津，其中北京1.3868、广东1.0908、上海1.0487，这3个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处于我国各省份的前沿地位。就出口技术复杂度而言，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和湖北等7个省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超过了0.45，位居我国各省份的前列，其中处于榜首的广东达到了0.6316。总体来看，各省份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分布态势基本一致，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的特征。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全样本、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三个层面分别绘制二者关系的散点图和拟合曲线看出：整体而言，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绿色经济效率呈明显的“U”型关系；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制造业整体类似；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二者呈几乎线性的关系。分析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不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且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若将两部分置于同一方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为样本内部差异而产生估计误差，因此，分析同时考虑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绿色经济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并且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分别进行回归。

综上所述，本文利用2007-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通过动态面板SGMM估计方法，考察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整体上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影响且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第二，不论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都呈“U”型曲线关系，但是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绿色经济效率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加入产业结构变量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进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方向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系数由正变为负，对外开放程度由负变为正。

从地区层面上解释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绿色经济效率的“U”型曲线关系，可为研究国际贸易和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通过实行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产品供给绿色化，从而改善绿色经济效率。为实现供给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政府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在当前国际贸易新环境下，制造业企业更应该重视产品质量提升，不断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为抵御外在风险提供动力，也为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注入力量；第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环境友好型产业，建成一批绿色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第三，我国制造业企业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从而在不断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同时改善绿色经济效率。

（作者单位分别为甘肃财贸职业学院、南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