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川藏线的建成通车，是18军英雄们在那个燃情岁月，历尽千辛万苦，以生命为代价为世人建立的不朽丰碑。从1954年通车以来，就成了西藏和内地加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方便了进出藏物资的流通和客旅往返。

因为公路线太长，为了让车辆的保养、供给、司旅人员的食宿、安全得到相应保障，负责川藏线交通运输的西藏昌都运输公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沿成都至工布江达一千多公里的交通线上建立了21个运输站，这些运输站不论春夏秋冬，不论白天黑夜，也不论节假日，都按照站务的运行功能，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如荒原上闪耀的明珠，点缀在茫茫群山之间。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跑运输的车辆大都是国产的“解放”牌大货车，机动马力小，重车行驶在高原的土石路上，机械和轮胎的耗损相当惊人，坏在路上当“山大王”等救急是常有的事。昌都运输公司当时有五个车队，有专门的汽车修理车间，并在川藏线沿途的泸定、道孚、甘孜、江达、八宿等运输站，设立了各车队的定点修理小组。其中设在成都的昌运站是个大站，担负着昌都运输公司和其他单位进出藏车辆的维修及一级和二级保养，保养场里的车钳刨、修理工、锻工、铜工、电工一应俱全。

1981年底，由于修建波密至墨脱公路全线停工，我从扎木桥工队调回成都昌运站当修理工。初学修车，我像修路那样用蛮力，结果弄得自己的手上伤口累累。带我的师傅是林师傅，脾气好，不爱说话，教我修车时，大都是用身教而不是言传。那时候除了电、钳、铜工活儿外，细到如磨气缸、调阀门间隔、调刹车和变速档位、打黄油、换机油，大到使力气换轮胎和钢板、修传动轴、前后桥保养等，都是我每天的必修课。

记得师傅第一次让我为一辆“解放”车换机油，我下到地沟找到机油壳的螺丝，因为不懂怎样接废弃机油，螺丝一松，黑黑的机油“唰”地冒出，从头淋下来，连内衣都沾了油，整个人仿佛掉进油坑，浑身发出难闻的味道。之后换刹车片、换钢板、打千斤顶等，我依然出了不少洋相，幸好有师傅监督、师兄指点，我才慢慢入行。

保养维修汽车是有时间规定的，每辆车进场不得超过三天。我们修理组只有几个人，车多的时候，人手根本不够，我就得像男人一样干活，没有人替换，没有时间叫苦，只想着如何快速完成自己的工作，保证车辆正常运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修车脏且苦。尤其冬天，在汽油里洗零件，冷冽的感觉从手指传导全身，心脏像抽搐了一般，而且汽油味直冲鼻子，那种滋味非得具有相当的毅力才能忍受。钻底盘的活儿，那就不仅是脏，还有累了，在地沟下拆零件，因为车的底盘高低不同，有时得半蹲着，腿脚不一会儿就酸痛了；有时得仰头，车上的泥巴灰尘就掉入眼睛或者嘴里，稍不注意碰到哪里，头上身上少不得蹭上油和泥；遇到很难松开的螺丝，用力过猛工具打滑，还会弄伤自己。调气门也不轻松，角度是头下身上，肚子紧贴中间凸出的翼子板上，时间一久，血涌上头，眼睛发胀，肚子憋得喘不过气，如果身体属肥胖型的，根本就干不下去这门活。最重的活就是换刹车片了，货车后轮几百公斤重的轮胎要先拆下来放气，用撬胎棍将轮毂取出，再把刹车片去旧换新，原样装回。这个活儿我是拿出了吃奶的劲做，换好刹车片我已经一身泥、尘满面，汗出如浆、浑身酸痛。干我们这行曾有“想开好车，就得先学修车”的说法，一些修理工转行当驾驶员，处理机械毛病真是得心应手。修好的大车出场前得去试刹车，我最喜欢随车在宽广的飞机坪上一路狂奔，加油、换挡，既过了开车瘾也试验了刹车，不亦乐乎……后来我休假回成都，多次乘货车在川藏线往返，只要车辆抛锚，或者遇到熟人的车辆坏了，我会不自觉地拿起工具，不管身上穿得再干净，也会钻到底盘下修车，直至重新上路。

现在的川藏公路已经铺上了柏油，车辆也都换成了大马力的柴油车。从成都到昌都只需要两三天，天堑变通途。那些沿途的运输站，早已不在，对于我们这些怀旧者来说，既是欣慰也很伤感。回想当年我从波密修路再到成都修车，与其说是我生存的必须，不如说是雪域高原赐予了这个机遇，让我学到了不少技术。千里川藏线，就像洁白的哈达，把我的命运和对西藏的爱恋紧紧相联，假如我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要将自己的能量和真诚奉献出来，为美丽西藏的建设尽一片心、出一份力，唯其如此，才能表达我对西藏的那份深情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