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孜古丽

阿孜古丽与我同年进入西藏日报社。多数人有类似感觉，同一批进单位的人好似兄弟姐妹，走得亲近，互帮互助。

我的哥哥坐火车来拉萨，回去时想体验一下飞机。那时，我不会买飞机票，连网银是什么都不清楚。

遇到困难，我自然而然想起阿孜古丽，她经常乘飞机往返于西藏与新疆之间。

我与哥哥登门求助，她热情接待我们，分分钟买好拉萨—西安—南京的机票。

我与阿孜古丽心里没有隔阂，一直相敬如宾。

第一次，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2021年夏天。

我因事要请一个星期的假，于是找到她。从工作关系上说，阿孜古丽是我正宗的顶头上司，她是理论主编，我是责编，业务上的事必须向她报告。

她说请假可以，但要安排好工作。我知道这是领导常用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心里却不能接受，当即表示不满。

很快，原先确定我办的事改由他人完成，我无需请假，一如既往地做着理论版。我后悔向阿孜古丽说了生硬的话语，我相信她对当时的处理方式亦有所悟。

那件事没有影响我对阿孜古丽的尊重。

我想得更多的是她对我的帮助。同时，我对她的业务能力有了全新认识。

以前，我觉得大家能力都差不多，组版是一种机械性的劳动，谁都能做好。由于每期理论稿件由阿孜古丽审核，我认真揣摩她所改内容，感觉她注重结构是否合理、引文是否准确、用词是否得当，尤其是在思想主旨上有没有违背主旋律的情形。

事实胜于雄辩。阿孜古丽没有与我辩论，她在工作中用事实让我折服。

杨念黎

在这个平台上，韩勉老师退休后，杨念黎成为资深编辑。

她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赢得大家敬重。

我进报社刚见她时，感觉有些像江姐的形象，便直呼其名。一是认为都是同事，相当于革命同志；二是觉得她比我小，实际上年龄差不多。她当时是不高兴的，尽管没有表现出来。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不喊杨老师，也得叫杨姐吧。

那时，除领导外，只有韩勉老师叫她小杨，其余的都喊杨姐。我发现情况不对，立即改口叫杨姐。

杨姐确实是姐姐的样子，平易近人地与我们谈工作、聊生活、话兴趣。我和妻子觉得，在感情上，她是亲人。在这个远离亲人的高原，杨姐送我们一棵君子兰。我和妻子喜欢花，养花技术却不敢恭维，连仙人掌都养不活，君子兰的命运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君子兰给我们留下美好回忆。从那以后，杨姐这位谦谦君子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

就像家里的兄弟姐妹一样，时间长了难免吵架，我和杨姐吵过一次架。

杨姐是地方编辑室主任，我和她在业务上没有直接联系。现实中，理论和专刊、地方在工作中没有明确界限，经常“合署”办公。她出于好心，询问可不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轮流做《西藏新闻界》。在没有绩效的情形下，团结就是力量，为了报业的发展，她的设想自有道理。

我的回答令她诧异。我说我是理论编辑，无论谁安排我工作，都先要征得阿孜古丽的同意，因为她负责理论工作。她问，难道这个平台不是一家人吗？我说，我和全国人民是一家人。

我的唐突使她伤心。她在《西藏新闻界》轮值表中悄悄写下我的名字，我事实上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我沉思良久，这完全是出于公心，因为她得不到丝毫利益，还要冒着可能产生的误解。

时间是最好的考验，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杨姐在我心中永远具有君子兰一样的品质。

卢有均

卢有均救过我的命。

六年前的一个上午，偌大的办公室只有我俩。我在平台前坐着，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觉得难受，额头冒出汗来。

卢有均休假刚回来，他把一小袋四川小吃送给我。看到脸色不对，问我怎么啦，我说在桌上趴一会就能缓过神来。

趴了几分钟，我渐感不妙，努力支撑起身子想去诊所。在高原，生命极其脆弱，想起因公殉职的人，我不敢大意。

正在案头工作的卢有均，发现我往外走，急忙走过来扶着我。我不再推辞，因为没有他的扶持，我已难迈步。

卢有均一摁电钮，靠在电梯里的我头一晕，失去知觉，倒了下去。他和中国西藏新闻网的尹航把我架出电梯，缓一会，我苏醒过来。

卢有均陪我到诊所，一量，血压超低，输液。由于救助及时，六年后，我才有机会吐露心声。

卢有均是专刊室主任。专刊、地方、法治、理论四个编辑室同属一个党小组，业务上有松散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专刊室人员一直紧张，往往是一人干俩人的活，四个科室的编辑经常互相帮助。近几年，有人退休，有人提拔，有人调岗，有人辞职，有人产假，有人休假，有人骨裂，有人生病，作为负责人的卢有均，忙得焦头烂额。

他几乎全天候泡在办公室。在工作上，他忙里忙外。上级的安排，必须照办；给本来就喘不过气来的同事压担子，于心不忍；任务如不均匀，要受得怨言；既要一团和气，工作又须得力。十多年来，卢有均一直坚持着。

前段时间，在岗的人少，工作转不过圈来，他对我说，你的压力大不大，能不能承受。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压力大，其他人的压力比我还大；如果说压力小，我是理论编辑，同时做着《西藏法制报》的版面，并轮流做着副刊和《西藏新闻界》的工作。

我理解他的苦衷，轻轻回答，你安排吧，我听你的。

即使卢有均没救过我的命，作为党小组组长，我也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看着他越来越少的头发，我的心一痛，不管哪一级领导，都不容易呀。

尼玛潘多

尼玛潘多因长篇小说《紫青稞》享誉西藏文坛。她为人低调，对同事总是乐呵呵的。

她调到汉编部的时候，西藏日报社的红头文件上写着：尼玛潘多任理论文艺室主任。她专职负责副刊“格桑梅朵”的组稿工作。她有这方面的优势：兼职西藏作协副主席，笔耕不辍，文友遍高原。

十余年来，我所在科室几次易名，理论编辑室、理论评论室、理论文艺室，如今与专刊、地方、法治几个科室事实上融合为一个大家庭。尼玛潘多是理论文艺室主任，我是理论编辑，她还是我的领导。

由于轮流做副刊版，且有文学爱好，在业务上，我同样接受她的指导。我的散文交给她，定能见报。为了避免社会上“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我在数量上严加限制，一年只在西藏日报副刊发两三篇小文。

在称呼上，我起初直呼真名，“潘多啦”。后来觉得不妥，首先，因为藏语中有敬称，有修养的人与他人言谈多用敬语；其次，她确实是我的领导，下属对上级喊名字不合适；第三，她是西藏作协副主席，我是会员，在协会中也是上下级关系。这样说来，尼玛潘多是我的双重领导。

我改叫“阿佳啦”，又称其为“格啦”，有时戏称“米米啦”，总之，在称呼上经常改来换去。她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在文学上不断追梦，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称呼她。这是一种境界。